因此，我国仍应遵循二元模式，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将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分别立法。
在乔尔·范伯格那里，精神安宁利益属于组成美好人生基本条件的最低限度的福利性利益。而被告行为既已被另案处以刑罚，说明其必是构成侵权的，但侵害的是何种权利，本案法院语焉未详。
故而，仅凭借向隐私权或名誉权的比附概括，在既有的隐私权或名誉权框架内解释和植入安宁利益，易导致具体人格权体系混乱和保护规则的混用，不利于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期待和对司法权威的维护，亦难达到完整保护自然人安宁权益的目的。虽然该保护模式能够以其兜底概括的功能涵盖对于包括安宁权益在内的法定范围以外的人格利益的保护，但同样是法定范围以外人格利益，彼此之间亦有着不同的内涵指向，其所对应的自然人的人格要素，以及在受侵害时的具体救济需求，均有其特殊性，均非一般性保护规则所能言尽和满足的。[35]这使得人们对于高质量生活和安宁而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被拉大，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安宁面临着愈益严重的现实威胁。尽管被告的行为造成了原告的社会评价度降低，但原告的延误诊疗与被告家属死亡之间的确成立因果关系，原告的社会评价度降低非由被告的侮辱、诽谤所致，而系咎由自取，故不能以名誉权侵权论处。安宁权着眼于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和谐发展，既与人的主体性价值需求相吻合，也代表着人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
[27]参见林玉暖诉张建保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思民初字第5968号。造成侵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也有较多的行政法律法规则基本没有提及这方面内容。
孟德斯鸠在论及民主政治的原则时就曾说过：维持或支撑君主政体或是专制政体并不需要很多的道义。没有法治的保驾护航，政府诚信建设将无从实现。关键是，完善相关的责任制度，明确失信的个体责任，严格责任追究，使行政主体对自己的失信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果。【中文关键词】 政府诚信。
而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勤政高效等被视为从政府运行规律层面提出的一般要求。比如，规定不得接受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不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等。
这一条文涉及到行政许可行为的确定力、废止补偿等方面，被很多学者看做是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首次确认，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最直接的体现是1976年德国的《行政程序法》第48条至50条对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废止的详细规定。政府诚信是法治政府的题中之义。诚信原则不应当仅仅作为一种抽象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否则将因现实可操作性差而难以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在未来立法中还应当尽量将诚信原则更多地具体化为各种原则和规则，构建起相应的制度和运行体系。
刚刚开始区分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又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旦政府无诚信，法治政府建设将失去意义。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和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专门就依法行政进行了规定。一是，在未来适当时机，可以考虑在《宪法》、《立法法》、《中央政府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等宪法性文件中先将政府诚信原则明确下来。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其他法律中更是鲜有提及。
比如，规定不得接受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不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等。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个别基层政府的法治建设仅仅停留在会议、口号等外在形式上，严重忽视了政府诚信建设和自身公信力的塑造，造成个别情境下有法治无诚信的悖论性现象。公民获得了要求政府履行诚信义务的较为有利的地位。《行政程序法》第1条将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作为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而诚信政府建设更强调从内在核心价值建构出发，促使政府诚信履行职责。结语 现代政府的第一道义是忠诚人民。而相较之下，直接适用说更强调诚信原则本身固有的独特属性。
第三种模式是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将以确认。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调整范围、对象、方式、手段等方面。
而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勤政高效等被视为从政府运行规律层面提出的一般要求。但是，在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便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品德。
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6]而诚信无疑是政府应当具有的最重要的品德之一。
[10] 政府诚信立法也是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模式等多种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呈现一体化模式，国家控制百姓生活的一切领域，个人利益被国家利益淹没，扼杀了私法发展的空间，呈现出公法一统天下局面。奥拓·迈耶指出，行政在最概括的意义上是指国家为实现其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就失信救济而言，存在着制度不健全，缺少救济依据、程序和手段等方面的问题。
二要加强对政府失信的惩戒。政府诚信是现代政府的生存基础及其良性运行的支点。
从国际范围看，标准普尔公司、普华永道、透明国际、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等权威评估机构每年都会对各国政府诚信度进行评级。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在当下中国，从学理层面看，多数学者倾向于承认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地位。[19]支持性意见参见应松年：《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其评价指标和参数主要有：政府透明化程度、政府职能界定及履行情况、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公务员职业道德操守、政府公共服务态度、政府廉洁程度和工作效率等。二是将依法与廉洁、公正等词语并列，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共同作为行政主体应当具有的品质。[15]一定程度上造成一个不诚信盛行的社会一定存在令不诚信者的收益大于诚信者的收益的环境制度。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规章中也缺乏贯彻诚信原则的程序性规定，造成行政机关在很多执法环节上的权力行使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美国《阳光下的政府法》、日本《公务员法》等。[20]参见潘荣伟：《政府诚信——行政法诚信原则》，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徐光超：《地方政府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载《河南农业》2013年第20期等等。[16]岳子存、包晓度：《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现象》，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因为，保持行政法规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本身，也是评价政府诚信与否的一个尺度。4）勤勉 行政效率就是行政产出与投入的比例。
